唐代求法高僧輩出，其中首位行於海上絲路抵達印度的求法僧──義淨大師，經歷三十餘國，留學印度那爛陀寺十一年，也於印尼學習、譯經、弘法六年，求得梵本三藏近四百部，合五十餘萬頌。
後世將義淨大師與法顯、玄奘大師並稱為「三大求法高僧」，與鳩摩羅什、真諦、玄奘大師並稱為「四大譯經家」，與鑑真大和上並稱為「兩大醫僧」。
幼年出家願西行，海路取經第一人
義淨大師生於貞觀九年（635），本姓張，字文明，范陽人（今河北一帶）。七歲發願出家，剃髮為僧。大師年幼時便聰穎過人，卻早早明瞭比起天賦更為重要的是努力學習，他四處拜訪名師、廣探群經，不僅嫻熟佛法經典，亦博通世間學問如周孔禮樂之道、老莊恬淡為樂的思想。而大師內心秉持著「仰法顯之雅操，慕玄奘之高風」的行願，以法顯大師、玄奘大師為榜樣，15歲便立志前往西域求法，追隨祖師腳步，投身於取經、譯經與弘法大業中。
然而直到37歲，義淨大師才真正實現赴印度請法的西行之旅。不同於玄奘大師私自出關，義淨大師受到龔州使君馮孝銓的資助；由於陸路受到朝廷管制，海路也因貿易航線的成熟而興起，大師於咸亨二年（671）在廣州搭乘波斯商人的貨船前往印度，途中停留在南海中的室利佛逝國（今印尼蘇門答臘一帶），大師在此受到國王的禮遇，學習梵文半年，為印度取經做準備。
原本的結伴同行，最後剩義淨大師一人繼續前行，船行期間歷經驚滔駭浪與險難，終於咸豐四年（673）抵達印度。根據大師自述古來僧侶西行的艱苦，往往是「去者數盈半百，留者僅有幾人」，他們為求法而遠行至未知的西域，成功者是寥寥無幾。由此可見大師堅定的意志與傳承聖教的決心。
印度求法有成，歸來譯經不輟
當時印度最大的佛教寺院便是那爛陀寺，義淨大師在此勤學佛法經典十年，期間也一一巡禮靈鷲峰、雞足山、鹿野苑、祇園精舍等佛教聖蹟，並收集整理準備帶回國的經典。
證聖元年（695）五月大師返國抵達洛陽（時稱東都），帶回「梵本經律論近四百部合五十萬頌，金剛座真容一鋪，舍利三百粒」。武后因敬重佛法，親自率領百官迎接大師於上東門外，一旁僧眾揚旗奏樂，場面隆重莊嚴。相較玄奘大師回國時只有一位司馬、一位大將軍、長安縣縣令以及僧眾百姓的迎接，可見義淨大師歸國時的迎接規格之大、熱烈程度更甚。
如同玄奘大師一樣，義淨大師回來後馬上就開始了翻譯佛經的工作，譯場設在東都大內大遍空寺內。當時大師已是六十多近七十的高齡，仍然抱以極大的熱忱，以一年近四十卷的速度譯經。最初他與于闐國僧人實叉難陀共同翻譯《華嚴經》；從久視元年（700）起，開始獨自譯經，翻譯了《金光明最勝王經》、《能斷金剛般若經》等經典。古代譯經往往需多人分工，大師因嫻熟梵文又精通佛法義理，譯義綴文皆由己出，唐中宗李顯盛讚大師「超漢代之摩騰，跨秦年之羅什」。
義淨大師先後於西崇福寺、大內道場、福先寺、大薦福寺和西明寺主持譯場。在中國佛教經典翻譯史上有其獨特的翻譯技巧，除了一般直譯之外，首創譯文加註解，這些註解有訂正譯音的，亦有改正譯義的。大師年屆七十八時，示現病相，不能再繼續譯經，於先天二年（713）正月十七日初夜，二更時分寫好遺書，到後半夜，便溘然去世於長安大薦福寺譯經院內，享年79。
梵宇之棟梁，法門之龍象
大師一生致力於求法、譯經、著述與弘法，重視戒律典範以矯正時風，生活嚴謹且對後學要求極為嚴格。在臨終前的遺書中，反覆叮囑弟子：「學戒學律之徒，莫違微細；學論學經之輩，須識邪疑」，持戒連最細微的規定都不可犯，學習經典要能辨別錯誤；更重要的是學修要戒、定、慧三學圓滿，不可偏廢。大師以深切的慈悲心，勸勉亦警誡，展現善知識對弟子的深厚關愛。
義淨大師〈取經詩〉云：「晉宋齊梁唐代間，高僧求法離長安；去人成百歸無十，後者安知前者難。路遠碧天惟冷結，砂河遮日力疲殫；後賢如未識斯旨，往往將經容易看。」取經之路九死一生，何其幸運有歷代高僧們的捨命付出，正如同大師獨自西行、海上歷險、譯經不輟的身影，傳承聖教的光輝照亮萬古長夜之路，成就後世學者你我得以親近學習的佛法瑰寶。
參考文獻
- 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》，唐釋義淨著
- 《開元釋教錄》，唐智昇編
- 《大唐龍興三藏聖教序》，唐中宗御製
- 《宋高僧傳》，宋釋贊寧著
- 《義淨和他的《南海寄歸內法傳》》，王邦維著
- 《唐高僧義淨生平及其著作論考》，王邦維著
- 〈微言不墜 取信千載〉，釋如悲撰，收於《福智之聲》第227期
